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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八十四章 旧恨新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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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对岳先生筹划之深远,用心之良苦,可谓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”伊藤博文听了岩仓具视的肺腑之言,心中激动,眼角竟然有泪花闪动,“我在这里,代天下万民,谢过对岳先生。”

    伊藤博文说完,坐着向面前的岩仓具视深深的鞠了一躬,岩仓具视也鞠躬还礼,“我力仅止此,我身故之后,日本的命运,便全靠俊辅了。”

    听到岩仓具视话语中满是凄凉之意,伊藤博文劝道:“对岳先生不要这么说,无知宵小,不识国家大计,先生尽可不必理会,平日出行,多多防备,等到大计得成,天下复归太平,先生的苦心,便可大白于天下了,自然不会有人再来找先生的麻烦。”

    “呵呵,俊辅,你还不明白吗?现下国民尚不知道实情,一旦以北海道换俄军的密约公诸天下,便是我命归黄泉之时啊!”岩仓具视自嘲的笑了起来,“卖国奸贼,人人得以诛之,那时哪怕天皇陛下想要保护我,只怕也是不能够的了。”

    “可是……对岳{先生如此为国,却要背负国贼骂名,失去生命,这不公平!”伊藤博文当然明白岩仓具视说的是实情,他心有不甘,握紧拳头,情不自禁的捶起腿来。

    “我早年便位列‘四奸’之一,欲诛我者多矣,能活到现在不死,我已经很满足了。”岩仓具视叹道。

    伊藤博文知道岩仓具视在说以前的往事,那是万延元年,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遇刺身亡。岩仓具视借此机会。提出“公武合体”。改善朝廷和幕府的关系。他安排将军德川家茂与天皇的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结婚。反对幕府及开国的武士认为岩仓具视在支持幕府,岩仓具视因而被尊攘派视为寇仇,列为所谓“四奸”之一,先是要朝廷驱逐他,接着甚至要派武士刺杀他,岩仓具视因而被迫离开朝廷,到京都郊外隐居当了和尚,方保得一条性命。

    伊藤博文知道岩仓具视已然有了必死的觉悟。事情发展到了现在,已然无可挽回,只有叹息连连。

    “俊辅,你这一次帮我在天皇陛下面前进言,促成此计,我很感激。但是,这件事对你的声誉来说,损害也是太大,所以从现在开始,有关这件事的方方面面。你都尽量不要参与了。”岩仓具视说道,“陶庵一直激烈反对此事。但以他的聪明,日后是会想明白的。陶庵可为你的强助,现下我让他赋闲,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名誉,因为毕竟将来需要你们来收拾这个残局。斧钺加身的事,便由我来承担吧!”

    听到岩仓具视的最后一句话,伊藤博文终于流下泪来。

    “俊辅不必如此,人生在世,终有一死,能为国而死,幸事也。”岩仓具视交待完毕,感到一身轻松,看到伊藤博文流泪,笑着说道,“当年会议征韩时,南洲先生都有必死的觉悟,今日,该轮到我了。”

    伊藤博文想起当年西乡隆盛因征韩之议被否决而一怒辞官回乡的事,想到这场战争的结果,很可能是西乡隆盛和岩仓具视这一对维新重臣全都同归于尽,不由得慨叹不已。

    大阪,萨摩军参谋本营。

    当林逸青来到西乡隆盛的房间时,赫然发现西乡隆盛正在那里写字。

    西乡隆盛并没有发觉林逸青的到来,全神贯注的挥毫疾书。侍立于西乡隆盛身旁的桐野千穗看到林逸青不解的样子,冲他微微一笑。

    林逸青缓步上前,来到了西乡隆盛的身边,此时西乡隆盛刚好写完,正立于书案前欣赏自己的作品。

    林逸青看到长长的宣纸上,写着这样一首诗:

    “酷吏去来秋气清,鸡林城畔遂凉行。须比苏武岁寒操,应拟真卿身后名。欲告不言遗子训,虽离难忘旧朋盟。故天红叶凋零日,遥拜云房霜剑横。”

    在这首诗中,西乡隆盛以苏武、颜真卿自况,并且虚构了在红叶凋零之时,朝着东京的天皇遥拜,然后“杀身成仁”。从这首诗看,他对如此葬身似乎是非常陶醉的,甚至有些不能自已。

    林逸青正自奇怪,西乡隆盛却突然问道:“瀚鹏,你可知这首诗的来历?”

    “南洲先生此诗名为《蒙使于朝鲜国之命》,当是朝廷大议征韩之时,先生所做的吧?”林逸青一看诗名,便猜出了个大概,立刻答道。

    “正是。”西乡隆盛长叹一声,点了点头,“今日在街上,偶蒙孩童赠以红叶,心有所感,往事历历在目,遂将这首旧诗又写了一遍。”

    “当年朝廷若纳先生征韩之议,便不会有今日之事。”林逸青明白西乡隆盛在想什么,说道,“朝鲜说不定已然并入日本版图,士族得有生计,也不致流血千里,外兵纷扰了。”

    林逸青熟悉历史,知道当年西乡隆盛为给天下士族谋出路,积极倡议征伐朝鲜,并不惜自己杀身成仁的往事,是以说了这样的话。

    如果当年西乡隆盛的征韩之议得以通过,日本在当时出兵朝鲜,朝鲜未必能挡住日本的侵略,而朝鲜背后的天朝上国,也未必能够再来一次抗倭之役。而西南战争,也不一定会打成现在这个样子。

    日本近代所谓“征韩”的论调,并非在明治维新后才有。在江户时代,朝鲜和日本存在着“互通信义”的对等交往,然而随着日本主义的抬头,当时的部分学者却虚构出一种朝鲜服从于日本的想象。到了幕末时期,幕府日益没落,列强开始冲击日本的国门,日本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。作为解决本国危机的手段,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,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。朝鲜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。另一方面。部分人又以日本主义为思想武器。强调日本的神圣性、优越性,歪曲和神话历史,证明日本对朝鲜进行“征伐”的传统性和合法性。

    日本明治维新后,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对朝外交团于明治元年11月6日到达釜山的草梁倭馆,其目的是向朝鲜通告日本国内政权更替以及“御一新”的情况。使团仍由在旧幕府时代一直负责对朝事务的对马藩具体负责,使团八日与朝鲜方面的负责官员会面。然而朝鲜提出,无法接受日方文书中诸如“天皇”、“敕”等用语,他们坚持认为:“皇是一统天下。率土共尊之称,虽行之贵国,而贵我间往来书中,则交邻以来,未有之事。如此句,决不可受。”朝鲜坚持要求日本修改文书,而日方也坚持不肯修改,交涉陷入僵局,使团在朝鲜逗留了将近一年,也未能使朝方改变立场。最终只能悻悻而归。——交涉的失败,关键在于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完全不同。日方已经接受了近代的国际秩序观念,而朝鲜仍然固守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夷夏秩序。因此,日方文书上的“皇”、“敕”等语,自然会被朝方认为是对其所尊奉的天朝皇帝的不敬,是其不能也不敢接受的。

    之后,日方又派遣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、少录森山茂等前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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